第165章 第165節 （1/4）
日韓保護協議的公佈，讓還在圍繞如何建立共和體制的中國人終於冷靜了下來。北洋領袖袁世凱在和武漢代表秦力山進行祕密會談後，雙方終於達成了基本的共識，即首先確保國家的完整，北洋領導政府，武漢領導國會，爲新國家的權力基礎。
武漢方面的激進派雖然頗感失望，他們更希望畢全功於一役，趁着清王朝的結束，把一切反動勢力都丟進歷史的垃圾堆中去，然後在一片空地上建立起一個理想化的新中國。但是面對日本對韓國毫不掩飾的吞併行徑，激進派也不得不承認繼續逼迫北洋，或者將會引發邊疆地區更多的叛亂事件。
除了新疆的滿人試圖獨立建國外，蒙古諸王公在光緒帝宣佈退位後，也建立了蒙古王公聯合會，表現出了想要獨立建國的意思。
蒙古王公聯合會的主要首腦是貢桑諾爾布親王、雲端旺楚克親王、沙克都爾扎布親王等人。這些蒙古王公又分爲新舊兩派，舊派主張蒙古效忠的是大清皇帝，既然皇帝已經宣佈退位，那麼蒙古自然就可以獨立，新派則認爲蒙古民族過去是被滿清壓迫的民族，現在滿清被打倒了，那麼蒙古民族也就有了獨立的資格。
當然，除了這些明面上的理由，這些王公們也是對於革命黨人對外蒙古王公貴族的處置手段產生了恐懼，特別是錫林郭勒盟盟長索特那木拉布丹親王，因爲跑去外蒙古支持呼圖克圖活佛，試圖把內外蒙古統一爲大蒙古國，結果被蒙古人民委員會以反革命的罪名槍斃了。
雖然袁世凱以國務主席的名義很快就任命了新的索特那木拉布丹親王，並寫信給各王公表示處理外蒙叛亂分子和內蒙王公們不相干，但這種話怎麼能讓人放心呢？畢竟蔡鍔還帶着大軍駐紮在外蒙，山西地區，內蒙古完全被這支自稱革命的軍隊給威脅着。
貢桑諾爾布作爲新派王公，是最早在封底內推行新政開辦新學、建立新軍的，他甚至還接受了日本人的邀請前往日本考察了政治、經濟、軍事、教育，參觀了在大阪舉行的"勸業博覽會"，極大的增廣了自己的見聞，在日軍進駐南滿後，一度在熱河召集了各王公試圖謀求蒙古獨立事業。
此前北洋不希望和內蒙王公發生衝突，一方面是擔心日本人的行動；另一方面也是擔心武漢會仿效外蒙故事，直接武力鎮壓內蒙諸王，然後就把內蒙控制在手上。但是現在內蒙諸王公和日軍越來越接近，日本又宣佈對韓國實施保護，這樣日本和中國就有了陸上邊界，袁世凱實難以容忍在南滿背後出現一個受日本人支持的蒙古國，那樣的話北洋首先遭到了蒙古分裂主義和日軍的夾擊。
於是當武漢向自己釋放妥協的善意後，袁世凱立刻下令讓貢桑諾爾布前往北京接受新任命，袁世凱看的還是很準的，蒙古諸王公中除了貢桑諾爾布外，其他都是一些頑固腐朽的舊王公，他們壓根沒有和中央對抗的能力，就是想要藉助獨立的口號爲自己爭取保留在新國家內的特權，只有貢桑諾爾布是真正試圖復興蒙古民族的。
而在袁世凱下達調動貢桑諾爾布的命令時，秦力山也以臨時國會的名義對所謂的蒙古王公聯合會的主張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他認爲蒙古諸王公也是壓迫蒙古人民、中國人民的舊滿清體制的一部分，試圖在滿清垮臺之後洗白自己過往歷史，搖身一變爲蒙古人民的代表，挑動蒙古人民對抗其他各族人民，這種行爲就是反革命的行爲。
秦力山要求蒙古諸王公認真的反省自己過去犯下的罪惡，並切實的向蒙古人民進行謝罪，響應蒙古人民的心願，和各族人民和睦相處，則人民尚可不計過往，接受他們在新時代中的改過自新，繼續執迷不悟者，必將接受來自人民的憤怒審判。
在北洋和武漢的聯合施壓下，貢桑諾爾布解散了自己的軍隊，帶着家人前往了北京，而蒙古王公們也迅速發表了共同聲明：....若以中國國體而論，本宜於君主，而不宜於民主。惟今日全國人心既皆堅持共和，且各親貴亦多贊成此事，我輩又何所用其反對。今惟全聽國民會議如何解決，如決定共和，我蒙古自無不加入大共和國家……
武漢和北洋既然已經就新國家的體制建立達成妥協，其他各方勢力的聲音也就立刻被壓制了下去，於是秦力山以國會的名義督促國務會議向日本發佈通牒，要求日軍給出撤退時間表。
於是西園寺內閣剛上臺不久，便遇到了外交上的困境。西園寺以加藤高明取代了小村壽太郎外相，就是因爲小村外相和陸軍走的太近，都是主張擴張主義的，而西園寺則希望能夠稍稍抑制軍部的力量，不能讓政府變成軍部的下屬機關。
只是加藤高明雖然反對軍部，可是他和小村壽太郎的外交理念幾乎是一致的，兩人都是日英同盟論的支持者，並主張一元化外交，即外務省專管外交，元老和軍部不得干涉。但是在執行上小村壽太郎的手腕要靈活的多，小村會主動的和軍部進行配合，從而避免了軍部直接干涉外交事務，而加藤高明只會生硬的拒絕和軍部、元老進行溝通。
對於中國政府給出的退兵通牒，陸軍當然是不滿的，但是陸軍上層也知此時和中國展開對抗是不明智的，因爲日韓保護協議公佈之後，便遭到了朝鮮人民的極力抵制。
漢城《皇城日報》爲此發表“是日也，放聲大哭”社論。斥責日本侵略者和賣國政府的罪行，號召人民奮起抗爭：“我二千萬爲人奴隸之同胞啊!生乎?死乎?檀箕以來四千年之國民精神，一夜之間猝然滅亡而止乎?痛哉!痛哉!同胞同胞啊!”
漢城民衆連日集會聲討李完用等賣國賊，誓死反對保護條約。各地民衆也紛紛集會，反對賣國條約。中國報刊及一部分外國報紙都對朝鮮民衆表示了同情和支持，在這種局勢下，朝鮮民衆的反抗更加的激烈了
愛國官吏、封建儒生李相禹、李愚冕、宋秉瓚、閔泳煥、趙秉世等紛紛上疏，聲討國賊，反對保護條約。趙秉世、閔泳煥、洪萬植、金奉學、李命宰等官吏和儒生自殺以示抗議。南方各道開始出現了零星的襲擊日本僑民的事件，於此同時，在中國境內，針對日本軍隊的衝突事件也在不斷增多。
和日清戰爭期間，朝鮮民衆主要以尊王爲口號的義兵運動不同，這一次朝鮮民衆的口號主要在於保國保族，因此參與反日運動的民衆囊括了社會各個階層，並不僅僅以儒生爲主導力量。
面對朝鮮民衆日益高漲的反日情緒，就連伊藤博文都在私下對親信承認，自己錯誤的估計了朝鮮民衆對於日韓保護協議的牴觸心理，朝鮮已經不再是從前那個愚昧的封建王朝了。
軍部對大陸的局勢判斷也出現了分歧，這裏的軍部主要是指仍舊把大部隊留在大陸的陸軍，駐紮在中國境內的陸軍中下階層普遍產生了厭戰的心理，因爲陸軍參加這場戰爭之前宣傳日本是爲了保衛自己並阻止俄人奴役東亞民族而參戰的，這一正義的旗幟確實激發了日軍上下的勇氣，在對俄會戰中承受了較大的傷亡。
但是隨着俄軍承認失敗，朝鮮和中國民衆對於日軍的敵視，日軍官兵既感到不滿又覺得沮喪，許多官兵認爲澄清事實莫過於儘早撤離大陸，畢竟俄國人已經被打敗了，他們也確實沒有了繼續逗留在大陸的理由。
不過日韓保護協議的公佈給了這些滿心憤怒的陸軍官兵以重重一擊，他們這才發覺本國政府確實有吞併朝鮮的意圖，而不是如戰前所言，他們是來解放朝鮮和中國的。這些官兵雖然不會反對日韓保護協議，但卻開始擔憂中國人會同自己開戰，因此撤退的想法反而更加的強烈了。
而日軍上層，駐紮在滿洲前線和駐紮在朝鮮、國內的將軍們想法又是不同的，前線的日軍將領普遍覺得不能毫無所得的撤離，畢竟他們在這片土地上流了這麼多鮮血，花費了這麼多軍費，因此必須讓中國人給與一定的補償才能撤退。
駐紮在朝鮮的日軍將領則希望前線日軍儘快撤退到朝鮮境內，從而幫助自己壓制住岌岌可危的朝鮮形勢，至於東京的陸軍上層，他們既不想承擔起毫無所獲的責任，也不想激起英美等列強的不滿，於是便把問題推給了政府，一方面主張日本不能完全撤離，一方面又表示爲了確保日本在大陸的優勢，應當儘快通過增師案。
加藤高明既反對軍部干涉外交，但又主張日本在中國應當獲得特殊利益，不能白白付出這麼多鮮血和軍費，可他又表示日本的決定不能動搖日英同盟的互信。也就是說，加藤高明給自己制定了一個不可能完成的外交目標，並且還刺激到了元老和軍部。
以至於山縣有朋公然放話威脅：“若是內閣認爲元老無權過問外交事務，那麼今後就不必向元老請教政務問題，政府大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施政。”
然而沒有了元老們的背書，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壓根就實施不下去，因爲許多利益都和元老們有關，假如元老們不支持政府，下面的利益集團就能公然抵制政府的決策，而政府幾乎沒甚麼辦法。政府難道還能和元老直接對抗？
於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來，加藤高明下臺的日子已經進入了倒計時。加藤高明代表着衆議院第二大黨憲政本黨的意志，假如加藤外相退出西園寺內閣，那麼這屆團結的內閣就算是破產了。
於此同時，原敬爲了政友會的利益，就任內務省大臣後就開始積極的撤換地方官員和推動私有鐵路的國有化，這兩政策不僅侵害到了憲政本黨的利益，也讓憲政本黨的金主-三菱財閥遭到了損失，於是加藤外相就外交問題和元老、軍部對上後，又因爲私鐵國有化方案和原敬形成了對抗。
至於西園寺公望領導的政友會，在沒有組閣之前頗得民衆的支持，因爲民衆希望政友會組閣後能夠降低稅賦，從而讓自己的日子好過一些。但是西園寺組閣想要團結軍部和民黨，這就造成了他既要滿足軍部的擴軍案，又要滿足民衆減稅的願望，這顯然是不可能辦到的，再加上原敬主導的私鐵國有化方案，本屆政府想要兌現減稅的承諾已經不可能。
於是西園寺內閣組建不到一月，已經處於了風雨飄搖之中。在西園寺公望艱難的應對外交內政的困局，試圖維持住本屆政府時，距離皇宮不遠的東京商法會議所召開了一次文化研討會。
東京商法會議所成立於1878年，一開始是作爲民意機構建立的，即代表商人發表對國家政策的意見，不過隨着國會的建立，商法會議所很快就轉向了跨行業的商人聯合會。
3月9日下午，商法會議所內召開和商業無關的文化研討會，這已經很讓人感到驚奇了，更讓人感到驚訝的是，這場研討會居然還出售門票，票價還相當的高，一等50日元，二等20日元，三等10日元。也就是說，即便是三等票也相當於一名普通工人的一月薪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