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1章 第231節 （1/4）
伊藤想要保住自己的名譽，也是爲了保住他所制定的明治憲法。所以再三權衡利益之後，伊藤終於向林信義說道：“如果我們選擇和平解決朝鮮問題，那麼中國方面和朝鮮獨立分子真的會和我們談判？他們會不會以和平談判的名義，繼續擴大自己的控制區域，最終等待有利時機繼續撕毀和平條約同我們開戰？”
林信義思考了一下後回道：“所以我之前就說過，想要讓朝鮮人放下武器，最好的辦法不是屠殺，而是給他們一個通過合法手段爭取國家獨立的渠道。你把所有的路都給堵死了，朝鮮人當然只能選擇拿起武器發言。
至於中國方面，朝鮮半島不過是作爲滿洲的屏障，他們對於朝鮮半島其實並沒有多少慾望，要不然日清戰爭中，中國人也不會輕易的放棄朝鮮。現在的問題是，陸軍採用的武力征服朝鮮方針，已經威脅到了中國對於滿洲的建設安全，爲了確保滿洲的建設不被打斷，支持朝鮮獨立不是代價最小的方式嗎？
所以，日中之間的和平，取決於日本和中國之間究竟有沒有互相信任的基礎，而互信的基礎又來自於兩國的共同利益。日本和中國要是都不認爲兩國有共同利益，那麼互信戒備就是極爲正常的做法。
鑑於日中朝三民族當前互不信任的局面，劃分三個民族的利益範圍就是必然的。中國想要確保滿州的安全，朝鮮想要獲得獨立，那麼日本想要的是甚麼？到底是朝鮮和滿洲的資源和市場，還是對朝鮮人的統治權力？如果我們自己都搞不清自己想要甚麼，那麼朝鮮問題就沒法和平解決。
至於中朝是否會藉助談判的名義擴張實際的控制區域，最終等待有利時機撕毀和平協議，我認爲這正是三方各自利益界線沒有確定的情況，而不是中朝搞甚麼陰謀詭計。條約之所以能夠存在下去，是因爲遵守條約比不遵守條約對大家更有利，而不是契約精神。”
伊藤博文聽了之後沉默半響，又向其問道：“那麼以你看來，如果帝國動用武力的話，能不能把朝鮮東北部恢復到事件之前的狀態？又或者，中國和我國全面開戰的風險有多高？”
林信義仔細思考了半天，認爲伊藤只是想要做個參考而已，並不會完全聽從自己的意見，畢竟現代軍事已經和倒幕時期大不相同，就算是山縣這種在國外留學過的倒幕精英，在甲午戰爭中也失去了對於戰爭的洞察力。
伊藤博文在外交上固然要比其他人出色，但他終究還是倒幕時期的精英，這數十年來軍事科技的變化早就把他那點軍事經驗給淘汰了。事實上，即便是引領世界軍事科技的歐洲各國軍隊，在今後幾年內爆發的一戰中，那些將領們也犯了無數錯誤，而這些錯誤大多是因爲他們陳舊的知識和過去的軍事經驗導致的。
因此伊藤現在詢問他，應該是確實把握不住戰爭擴大後到底會發生甚麼，所以纔會提到這個問題，以用來和陸軍的判斷做個對照。
想明白了這一點後，林信義謹慎的向伊藤博文匯報道：“現代戰爭，決定勝負的關鍵應當是交通。誰能在短時間內集結起大量的軍隊，誰能運上更多的炮彈到前線，那麼勝利幾乎就明確了。
在朝鮮戰事上，優勢其實還在於我們，因爲我們有制海權，而朝鮮是一個狹長的半島，因此只要我們控制了朝鮮周邊的海域，那麼我們就等於掌握了最快捷且廉價的運輸方式。
在控制了海洋的優勢下，朝鮮半島南部的平原地區及沿海平原地區，基本都被我國所掌握。在沒有切斷海上運輸路線之前，朝鮮和我們的對抗，實際上就等於是物資上的對耗。
朝鮮作爲一個農業國，是不可能和我們展開這種物資上的對耗的，所以最終和我們對耗的物資必然是中國運輸而來。不過，整個華北地區幾乎沒有重工業，所以中國能夠提供軍事物資的來源，要麼是長江中游的武漢地區，要麼就是從國外進口。
作爲一個需要發展的農業國，中國應當也不樂意和我國交惡，這將會令中國在對外貿易上付出巨大代價。所以，只要日本和中國之間的緩衝區還存在，那麼中國未必有幫助朝鮮完全獨立的野心。而在具體的作戰問題上，掌握了鐵路和港口的我們，顯然不是朝鮮獨立軍能夠正面進攻的。
以上都說明了，日中關係是東亞三民族問題的根源，只要能夠說服中國人接受和平，那麼朝鮮人也只能接受現實，要麼就是他們單打獨鬥去爭取獨立，不過，這樣事情反而簡單了。”
伊藤博文也覺得林信義的看法不錯，他和林信義結束談話之後，就下令讓駐武漢的外交人員去和勞工黨接觸，提出了承認朝鮮東北地區自治，如赤塔共和國的案例，從而恢復日中和睦相處的關係。
勞工黨的大部分中央委員都願意接受日本提出的解決辦法，哪怕林楓沒有就中日和平問題作出新的評價，這些中央委員也更傾向於先解決內部問題，而不是去幫助朝鮮獨立。如果不是日本的野心實在太大，他們也不會支持田均一和亞洲聯盟的主張。
亞洲聯盟現在有中、印、俄、日、朝鮮五個主要國家社會主義者的加入，越南及南洋幾個小國，雖然想要加入聯盟，但是卻被英國、法國和荷蘭給禁止了。
一開始勞工黨及黨外的中國精英對於亞洲聯盟並不感興趣，雖然他們接受了印度無產者和中國勞工黨的交流關係，不過這是建立在中國西藏遠征軍和印度東北三邦的友誼基礎上的。不過在反擊俄國人的時候，赤塔政權的出現，讓武漢在貝加爾湖及外黑龍江地區站穩了腳跟。
正因爲印、俄、日、朝鮮對於武漢革命有着減輕壓力和獲得幫助的能力，所以武漢纔會接受亞洲聯盟的存在，而且很快武漢人民就從亞洲聯盟的組成中獲益了，以越南爲首的一些東南亞殖民國家及民族，都紛紛跑來延安，一是爲吸取革命經驗教訓，二就是爲了尋求勞工黨的直接援助。
雖然向外援助革命有些超出了武漢的能力，但是這卻極大的增強了武漢在東南亞地區的話語權，自從滿清接替大明，對外採取了閉關鎖國政策後，中國在東南亞這種傳統勢力範圍的話語權不斷被削弱，特別是在白人殖民者發動的數次屠華事件，極大的動搖了中國在東南亞土著民族嚴重的形象。
如果說十七十八世紀荷蘭和西班牙殖民者對華人進行屠殺時，當地土人還對華人加以保護，那麼到了19世紀，連東南亞土著都開始主動掀起了排華運動。
過去當地土人把華人視爲自己人，並和華人一起反抗白人殖民者。現在東南亞土著則把華人視爲了白人的幫兇，對他們進行掠奪的外人。所以，白人殖民者對於華人的打壓政策，已經可以通過土人來執行，而不再需要親自動手了。
不過隨着亞洲聯盟的建立，武漢在印度有力的支援了印度的民族自立運動，從而使得武漢在東南亞土著民族獨立分子眼中大大的提升了形象，他們開始重新審視和中國人的關係，一些人開始號召同胞放下對於華人的成見，要把敵對目標放在華人的地主或大商人身上，而不是仇視底層的華工。
這種交流除了讓武漢政治上的影響力上升，也刺激了武漢的工業品向東南亞進行擴散。雖然華僑在東南亞的影響力，直到20世紀初都沒有太大的衰落，但是東南亞華僑大多來自廣東、福建沿海，他們從事的幾乎都是食品等輕工業產品。
比如東南亞的大米貿易，現在就依然被華僑掌握，其中泰國和越南的大米產量幾乎八成以上都是華人控制的。這種落後於時代的小農時代的貿易方式，自然是沒法和完成了工業革命的德國、法國、美國展開競爭的。
所以，隨着遠洋輪船的規模越來越大，華僑在東南洋的商業網絡正在被資本主義所侵蝕瓦解。許多華人從進口國內的商品變成了向歐洲訂貨，很快華人就失去了批發商的地位，而變成了東南亞各地的零售商，因爲不過是做洋貨的二道販子，所以不少本地土著也開始涉足過去只有華人開設的零售商業。
而現在麼，憑藉着亞洲聯盟的政治影響力，加上直接的經濟援助，武漢生產的現代工業品也就順勢打入了東南亞市場，華商不僅開始重建新的批發網絡和航運路線，也開始從商業向實業業進軍，對於東南亞地區的礦產和電力建設也生起了興趣。
亞洲聯盟在武漢政治權力中心的地位也開始不斷上升，由之前的純外交事務性單位，變成了武漢對外輸出革命及構建商業網絡的國際關係負責機構。
在間島事件爆發後，亞洲聯盟內部的朝鮮代表立刻推動起了支持朝鮮民族獨立的宣傳，這極大的影響了武漢勞工黨的決策。正如田均一派人詢問林楓後得到的回答，支持朝鮮獨立就是無產階級聯盟的原則問題，這一問題沒必要進行討論。
當然，當問題轉變爲朝鮮獨立是否要從屬於亞洲各民族解放事業後，聯盟的各位代表對於爭取朝鮮的完全獨立就有些猶豫了。畢竟當前謀求獨立的可不僅僅只有朝鮮一家，越南、緬甸及南洋各地都有着獨立的需求。
日本雖然在朝鮮問題上表現出了殖民主義，但是在南洋又變成了舊列強的挑戰者，日本和歐洲列強的衝突將會製造出南洋各民族獨立的契機。所以大家並不希望日本和中國全面對抗，使得中日互相牽制，最終誰都沒法南下，從而讓歐洲人繼續掌握南洋的權力。
在經過了激烈的辯論後，朝鮮代表終究還是因爲勢單力孤，難以和大部分希望日中保持微妙合作的代表們對抗，不得不表示自己需要向朝鮮勞工黨中央彙報，才能在聯盟中表明朝鮮民族的立場。
雖然聯盟中的朝鮮代表寄希望於朝鮮勞工黨中央能夠說服中國勞工黨，但接到電報的安重根卻認爲中國勞工黨應當不會輕易的改變方針，把國內建設路線轉向解放亞洲的對外路線，雖然朝鮮人認爲朝鮮民族的獨立是亞洲民族獨立的一個關鍵，但安重根知道朝鮮實際上並沒有朝鮮人以爲的那樣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