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4章 第234節 （1/4）
而接下來的會議，也讓鄭汝成的預感變成了現實，林信義作爲日本海軍的聯絡官在寒暄了幾句後，就提出了一個和軍事演習無關的問題，“其實我這次作爲日本海軍的代表來和各位討論軍事演習的問題之外，還想和中國、朝鮮代表討論一下三國當前在海洋捕撈業上遇到的一些矛盾該如何妥善解決…”
林信義提出的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日本在海上戰勝了俄國之後，日本漁民開始大肆越過傳統海上界線，進入到了原俄國、朝鮮、中國的近海作業。
日本漁民的越界捕撈，一方面是爲了滿足日本國內市場的需要，日本的城市化發展使得對肉食的需求開始上升，而海洋資源顯然更容易滿足日本快速增長的副食品需要；另一方面就是爲了爭奪中國的市場，在中國近海捕撈，然後出售給中國市場，這不僅免去了大量稅收，還能獲得了一個新的市場。
由於日本在海上的優勢，加上日本已經開始工業化，所以日本漁民，或者說日本漁業公司要比中國和朝鮮的個體漁民更具有技術上的優勢，這就使得雙方矛盾不斷增加。
一開始鄭汝成以爲，日本人是想要藉助軍演的機會對中國施壓，畢竟朝鮮已經在日本的掌控中，壓根不需要進行談判。
不過就在他試圖阻止林信義，表示漁業糾紛是外交部而不是海軍事務時，林信義卻反對道：“漁民之間的糾紛當然應當通過外交部去解決，但是國家之間的海上疆域及專屬經濟區，我認爲這是海軍應當關注的問題，假如我們三方的海軍在這一問題上無法達成妥協，那麼外交部是沒法解決這個問題的。”
林信義的話得到了黎元洪和安明根的支持，如果不談漁業糾紛，而是劃定海上疆域及海上專屬經濟區，他們認爲這是可以談的，因爲不談的話，只會讓日本漁民毫無忌憚的侵佔中韓的傳統漁場，最終制造更多的糾紛。畢竟中國和朝鮮現在在海上並沒有力量去對抗日本海軍，也就意味着他們對於海洋上的執法權沒法得到日本海軍的承認。
現在不管談出甚麼樣的結果，至少都可以給本國漁民以一定的保護，從而爲三國漁民之間的糾紛建立一個裁判制度。鄭汝成聽完了林信義的主張後，也從反對轉向了支持，在這次會議結束之後，他向袁世凱彙報道：“日方提出建立經濟專屬區的建議，我覺得確實是有必要的，因爲這一建議不是爲了日本漁民能夠在朝鮮及我國近海獲得捕撈的權利，而是爲了確保三國都有着一致的海上利益分割方式。”
袁世凱當時就有些意外的問道：“你說日本人提出設立專屬經濟區反而是約束了日本漁民對朝鮮及我國傳統漁場的侵犯，那麼日本人爲啥要提出這樣喫力不討好的建議？”
鄭汝成畢竟是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畢業的，他實際上已經看明白了林信義這一提議背後的用意，因此毫不遲疑的向袁世凱解釋道：“日本人應該是想要建立一個東亞新的海上秩序，專屬經濟區的概念一旦形成，那麼日本就可以用這一規則來解決和列強之間的海上糾紛。
名義上，日本對我國和朝鮮做出了自我約束，但是這種新秩序形成之後，也代表着日本海軍正式成爲了新秩序的捍衛者，他們可以通過這一新秩序，開始排斥列強在亞洲的擴張勢頭。這就和英國海軍和荷蘭人訂立了北海漁權協議的用意是一樣的。
東北亞的海上秩序建立之後，東北亞就成爲了日本的安全區，可以讓日本海軍放心的向太平洋及南方海域擴張了。”
袁世凱有些不大相信的問道：“日本人的野心我是知道的，但是他們真的有和列強對抗的野心嗎？他們打贏了俄國人，不過是憑藉着英國人和美國人的支持，那可不是他們自己的力量。”
鄭汝成則謹慎的回道：“日本的國力自然是不能和英法等國抗衡的，所以日本人才試圖在東北亞先建立一個新秩序，然後把這一新秩序向亞洲地區擴散，只要各國認同這一新秩序，那麼就代表着日本海軍對於亞洲事務有着一定的發言權了…”
第744章
作者：富春山居 數字 吐槽：0 更新日期-09-22
袁世凱並不反對和日本人就海上專屬經濟區進行談判，因爲北洋其實受害最深，雖然日本人讓出了大連和旅順，但是日本漁民卻把漁船開到了渤海口，和中國漁民爭奪起了漁場，畢竟天津地區的發展使得這個地區的消費能力獲得了極大的增長，日本漁民在渤海打完魚，很快就能通過中國商人走私在天津銷售，充做中國魚獲。
而能夠把漁船開到渤海口捕魚的，自然不是個體漁民，都是一些日本資本扶持的日本漁業公司，他們的目的就是爲了賺錢，而不是把中國漁場內的魚類資源運回國去，畢竟日本人自己可消費不了這麼大的魚獲量。
日本工業化在漁業上的表現其實是驚人的，獲得了較爲現代化的船隻和捕魚工具後，日本的年海洋捕撈產量增長極爲迅速，已經超過了日本魚類消費市場的增長速度，所以跑到大陸架附近捕魚並就近售出魚獲，已經成爲了日本漁業公司的新熱點。
雖然日本漁業公司的先進性也就比個體漁夫強那麼一點，但是這一點就是現代工業組織和小農個體經濟的差異，個體魚夫完全沒法和漁業公司展開競爭，特別是在漁汛期間，漁業公司的作業通常都是霸場以提高效率，阻止個體漁夫進入自己的作業區。
這種霸道的行爲自然引起了中國漁夫的不滿，因爲他們過去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工業化作業，對於個體漁夫來說，漁汛代表着大家各憑所能，你要是收穫不如別人是運氣和技術的問題，但是你不能把人趕走，自己霸佔一片海面，這顯然違背了傳統。
在蒸汽輪船和無線電沒有發明之前，海上作業是靠天喫飯，出海的人在海上需要互相幫助才能渡過難關，因此傳統的海上作業是講究互助精神的，不互助的話你在大海上迷失方向失去了水和糧食只能等死。
而用工業模式組織起來的漁業公司更看重捕撈效率，所以他們是不可能讓個體漁船漂浮在自己的作業區內阻礙自己的工作的，加上日中兩國並非屬於一個國家，因此這種個體漁民和漁業公司之間的矛盾很快就上升到了國家之間的外交問題。
袁世凱需要日本政府的支持，自然是主張壓制本國漁民的不滿，而爲日本的漁船開脫，不過這種縱容日本漁船的做法不僅沒有得到日本人的自我約束，反而刺激了日本漁業公司進一步在中國近海的擴大作業，於此同時近海漁民和輿論界對於北洋的批評聲音也越來越大，認爲北洋是滿清之遺種，行事和過去的滿清朝廷沒啥兩樣。
如果沒有武漢這個競爭對手，袁世凱自然是不會在意這點惡評的，畢竟漁民和知識分子手中都沒槍，他們罵幾句又不痛不癢，但是有了武漢這個競爭對手，對他和北洋的批評，都會變成對於武漢政權的讚美，這顯然是對北洋的統治不利的。
這一次西北發生的變故，表面上看是因爲楊士驤突然去世導致西北權力格局被破壞，西北本地勢力和武漢趁機發難把北洋勢力驅逐出了西北，但實質上還是北洋在西北的統治不得人心，即不能得到漢人的支持，也不能得到少數民族的支持，楊士驤不過是憑藉前清時的地位和北洋的武力，加上個人的才能才保證了北洋對於西北的統治。
這種依賴個人能力建立起來的地方統治力，隨着強人的去世自然也就煙消雲散了，所以在本地勢力和武漢發難時，當地就沒有支持北洋重返西北的，甚至連前清的支持者都比北洋多一些，畢竟前清還佔了一個正統的名分，而北洋壓根就不被認爲是正統朝廷。
袁世凱清楚，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北洋在北方的基本地盤估計都保不住，他雖然希望得到日本的幫助，但並不想做日本控制下的光緒帝，更何況日本實力和其他列強差遠了，只不過其他列強不願意在他身上加大投資，只有日本人敢，要不然他當然是抱英國和德國的大腿，而不是日本的小胳膊。
和鄭汝成討論了大半天，袁世凱也沒看到日本海軍提出的談判包含甚麼陷阱，他覺得可以靜觀其變，雖然日本的意圖可能是利用東亞新秩序來增加日本在亞洲的話語權，但這和中國有甚麼關係，中國完全可以不說話，任日本自己去發揮。
在北洋的靜觀和武漢、朝鮮的積極配合下，林信義很快就和中朝代表草簽了一個協議：規定了專屬經濟區的標準，和建立三國海上仲裁庭來處理三國之間的海上民事糾紛，並討論建立三國參與的海上執法隊及救援隊，對東亞地區的漁場及公共海域進行執法和救援海難船隻。
這份協議草案在中國這邊很快就得到了國會的認可，但是在朝鮮和日本都遇到了阻礙，在朝鮮反對的最積極的自然是統監府的官員，他們認爲這份協議等於明確了朝鮮的國家主權，不利於日本對於朝鮮的吞併政策。
而日本內閣中，外務省官員認爲海軍的行動越權了，侵犯了外務省的獨立外交權，日本議會中一些政客在看到了草案後也相當不滿，認爲海軍在談判中讓步太多，完全沒有保護日本漁民的利益。
於是就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最先提出三國海洋專屬經濟區談判建議的日本，卻鬧着要退出談判，中國方面倒是極力支持這一海上專屬經濟區的概念，並決定除和日本、朝鮮進行談判外，還要和越南及南洋各國展開談判。
面對國內輿論不利於自己提議的聲音，林信義卻並不感到無奈，他依舊和中國海軍進行更加深入的溝通，爲建立三國海上執法隊做好前置工作。海上執法隊正是建立亞洲聯合艦隊的初級階段，畢竟一開始就提出建立亞洲聯合艦隊，必然會遭到中國海軍的懷疑和列強的擔憂。
海軍高層是瞭解林信義談判的目的的，他們自然會堅持推動三國專屬經濟區的談判，最終爲海上法庭和海上執法隊的建立打好基礎，沒有這兩個國際合作組織，日本海軍就沒法以合適的方式實施南下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