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第30節 （1/4）

正如他的政敵在私下裏哀嘆的那樣：“他現在如果想當凱撒，想當拿破崙，只要他振臂一呼，我相信國會山會在一夜之間被憤怒的民衆踏平。我們之所以還能在這裏辯論，不是因爲憲法保護了我們，而是因爲羅斯福先生，還願意陪我們玩這場民主的遊戲。”

羅斯福確實還願意玩這場遊戲，他是一個堅定的制度改良者，而非顛覆者。但他也毫不介意，讓對手們清楚地認識到他手中的籌碼。J·埃德加·胡佛領導下的聯邦調查局（FBI），在天幕揭示了其未來強大的功能後，獲得了更多的授權和資源。

它不僅是打擊犯罪的工具，更成爲了羅斯福收集政敵情報、引導社會輿論的利器。報紙、電臺、好萊塢……這些宣傳機器，都在以一種“自發”的熱情，歌頌着羅斯福和他的新政。

在處理完國內事務的間隙，羅斯福常常會獨自一人，在白宮的林肯臥室裏，凝視着牆上他那位著名叔叔——西奧多·羅斯福的畫像。

他是他叔叔政治上的啓蒙學生，也是他最忠實的崇拜者。他記得小時候，叔叔曾摸着他的頭，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富蘭克林，我希望你未來擁有一切，但永遠也不要成爲美國總統。”

現在，他不僅成爲了總統，而且其聲望，正朝着超越他那位偉大的叔叔而去。他時常會想，如果叔叔能看到今天的一切，看到天幕所展示的未來，會作何感想？

他想起了叔叔當年對遠東的構想——一個開放的、門戶均等的、由幾個大國共同維持秩序的亞洲。他繼承了叔叔的這種“進步主義”思想，但又有着更爲現實和深遠的考量。

他厭惡英法等老牌帝國主義的殖民體系，認爲那是滋生戰爭和不公的溫牀。但他同樣警惕共產主義的擴張。他理想中的世界，是一個由美國主導的、更加公平自由的、資本主義的全球新秩序。

而天幕所展現的那個強大的、由李德勝領導的紅色華國，成爲了他這個構想中，最不確定、也最關鍵的一個變量。

第94章：來自東方的“實用主義”信徒

“天幕上的那個李德勝，和他提出的‘新民主主義’，很有意思。”羅斯福說道，“它似乎爲我們提供了一種可能性——一個不完全倒向蘇聯、並且願意與西方進行有限合作的華國。”

“但是，”國務卿赫爾立刻反駁道，“總統先生，我們不能忘記，他首先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他的最終目標，依然是消滅資本主義！‘新民主主義’很可能只是他爲了團結中間派、奪取政權而拋出的一個臨時的策略！一旦他大權在握，第一個要清算的就是我們！”

羅斯福點了點頭：“科德爾，你的擔憂是對的。一個完全赤化的華國，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但是，”

他話鋒一轉，“一個由常凱申那種腐敗無能、民心盡失的政權所統治的、混亂分裂的華國，同樣不符合我們的利益！天幕已經證明，把寶押在常凱申身上，我們只會血本無歸！”

“那麼，我們該怎麼辦？”霍普金斯問道。

羅斯福的目光投向窗外，似乎在思考一個全新的戰略。“我們不能讓華國完全赤化，但我們也不能支持一個註定要失敗的腐朽政權。我們應該做的，是在華國，推行我們的‘美式民主’！”

就在這時，一個新的人選，進入了他的視野。

1933年年中，一位名叫胡式的華國學者，抵達了華盛頓，就任新的中華民國駐美大使。

胡式的出山，是這個被天幕攪動得面目全非的時空裏，一個頗具代表性的事件。在原有的歷史上，他一直要到抗戰全面爆發後，纔會在常凱申的力邀下，出任駐美大使。而在1933年，他還在北平，享受着他作爲北大文學院院長的學術尊榮，做着他“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諍友美夢。

但天幕的降臨，改變了一切。

當看到常凱申政權的腐朽和未來的潰敗，以及李德勝那顆“東方紅日”的冉冉升起時，胡式這位信奉實用主義的學者，立刻意識到，華國的政局，將迎來天翻地覆的變化。他那套“不談政治”的清高，瞬間被拋到了九霄雲外。

這個任命，本身就充滿了政治意味。胡式，是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是杜威的親傳弟子，在美國學術界擁有廣泛的人脈和良好的聲譽。而推薦他出任此職的，並非南京的常凱申，而是正在國民黨內積極活動、試圖取而代之的汪兆銘（1933年，汪兼任外交部長）。

在天幕動搖了常凱申的統治根基後，汪兆銘認爲時機已到。他需要一個能代表他在美國發聲、爭取華盛頓支持的重要人物。而胡式，無疑是最佳人選。

抵達美國後，胡式立刻展開了積極的活動。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發表演講，拜訪他的老師杜威，接受《紐約時報》的專訪，大肆宣揚他的政治主張：華國必須以美國爲師，全盤接受美國的民主制度、自由思想和市場經濟，才能獲得新生。

他以其溫文爾雅的風度、流利的英語和深厚的西學功底，成功地在美國上層社會，塑造了一個“親美的、開明的、理性的華國知識分子”的完美形象。

羅斯福饒有興致地觀察着這一切。他讀了胡式的演講稿，也看了他與杜威的對談記錄。他知道，這個人，或許就是他正在尋找的那個“棋子”。

終於，在8月的一個午後，羅斯福在白宮正式接見了他。

“胡式博士，歡迎你來到華盛頓。”羅斯福微笑着，用他那富有磁性的聲音說道，“我讀過你的文章，也聽說了你在各地的演講。你對民主和自由的見解，令人印象深刻。”

“總統先生過譽了。”胡式微微躬身，姿態謙卑，但眼中卻閃爍着一絲得意，“我只是一個在黑暗中爲我的祖國尋找光明的學子。而美國，正是那座照亮前路的燈塔。”

一番商業互吹後，羅斯福切入了正題。羅斯福首先對胡式在學術上的成就表示了讚賞，並好奇地問起了他爲何會在此刻選擇投身政治。

胡式欠了欠身，用一種略帶幾分文人式彆扭、但又掩飾不住得意的語氣說道：“總統先生，國難當頭，匹夫有責。過去，適之以爲，思想的啓蒙重於政治的改良。但天幕的降臨，讓我輩看清，若無一個開明、進步的政府，任何思想啓蒙，都不過是沙上建塔。”

“說得好。”羅斯福笑了笑，“那麼，大使先生，你認爲，華國未來的道路，應該如何走？”

這正中胡式下懷。他立刻滔滔不絕地闡述起他那套早已準備好的、融合了杜威實用主義和他個人思考的“救國方案”。其核心，與他在歷史上1937年向常凱申提出的方案，如出一轍，但又根據天幕的“新信息”，進行了一定的“微調”。

他主張，華國應該立刻停止內戰，與日本進行“有條件的和平談判”。

“有條件？”羅斯福的眉毛揚了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