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章 第104節 （1/4）

【歷史的岔路口，到了。】

第257章：克里姆林宮裏的“中國課”

當柏林的陰謀家、華沙的元帥、南京的“裱糊匠”們，都在天幕的風暴中，爲各自的命運而焦慮時，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那厚重的紅牆之內，一場更加深刻、也更加隱祕的“學習”，正在悄然進行。

約瑟夫·斯大林，這位蘇維埃聯盟的鋼鐵領袖，正經歷着他執政以來最嚴峻的考驗。

天幕，對他是一柄鋒利無比的雙刃劍。

一方面，《斯大林傳》的播放，以一種“天命昭示”的方式，鞏固了他在國內無可爭議的權威；另一方面，《鋼鐵鏽蝕》的“解體預言”，則像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在他的頭頂，讓他夜不能寐。

他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偏執，也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渴望從歷史中汲取力量。

在處理着“大清洗”那一張張血淋淋的名單之餘，他將所有能擠出來的時間都投入到了對天幕的“再學習”之中。他反覆觀看那些關於中國革命的錄影，調閱了塵封已久的中國革命的全部檔案，從1926年那份他親自起草的《關於中國革命的前途》的報告，到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每一位代表發回的電報。

他要搞清楚一個問題——他，究竟在甚麼地方，犯了錯誤？

他是一個務實的、從不相信眼淚的政治家。既然天幕已經宣告了李德勝的最終勝利，那麼，李德勝的道路就必然是“正確”的。而他自己當年對中國革命的判斷和指導，就必然存在着“錯誤”。

找出這些錯誤，理解這些錯誤，然後，避免在未來與那個即將崛起的東方巨人打交道時，再犯同樣的錯誤——這，成了斯大林在處理完國內緊急事務後，最重要的“功課”。

深夜，斯大林的辦公室。

一位頭髮灰白、面容憔悴的男人，正侷促不安地坐在沙發上。他叫米哈伊爾·鮑羅廷，曾經的共產國際首席顧問，那個在中國大革命舞臺上呼風喚雨的人物。

自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狼狽回國的他便成了斯大林的“替罪羊”，長期處於審查和邊緣化的狀態。他以爲，自己將在的某個默默無聞的角落了此殘生。

然而，天幕的出現改變了他的命運。

隨着中國篇章的播放，他這位“中國問題專家”，被頻繁地召進克里姆林宮，撰寫一份又一份關份於中國革命的回憶與分析報告。

“鮑羅廷同志，”斯大林從堆積如山的文件中抬起頭，用他那標誌性的菸斗，指了指天幕的錄影設備，“看來，歷史給了我們所有人一次……補考的機會，你覺得我們當年錯在了哪裏？”

斯大林曾堅信，中國共產黨必須留在國民黨內，才能發展壯大；他曾認爲，常凱申是可以團結的左派；他曾將希望，寄託於那個軟弱的武漢國民政府……

而托洛茨基，那個他最痛恨的、已經被驅逐出境的宿敵，卻在當年，如同一個不祥的先知般，精準地預言了這一切的失敗。

“中國共產黨，該以一個獨立的無產階級政黨的資格去行動！”

“常凱申，終將背叛革命！”

托洛茨基當年的這些叫囂，此刻，如同魔咒般，在斯大林的腦海中迴響。

當然，他絕不會承認托洛茨基是正確的。在他看來，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脫離了蘇維埃和中國的實際，是一種幼稚的左傾冒險主義。

但他也必須承認，自己確實低估了中國革命的複雜性，低估了國民黨的反動性，更低估了那個來自湖南的、名叫李德勝的年輕人的能量。

鮑羅廷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知道，這是一個致命的問題。回答得稍有不慎，就可能萬劫不復。

“我認爲，”他斟酌着詞句，“天幕證明了，您當年的分析，在宏觀上是正確的。中國革命，確實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我們與國民黨左派的合作，在初期，也確實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只是……”

“是嗎？”斯大林吐出一口菸圈，煙霧繚繞中，他的眼神變得深邃，“我倒覺得，天幕說得更直接一些。”

他站起身，在房間裏踱步。

“我們從一開始，就沒搞清楚，那個黨究竟是爲誰服務的。”

“我們把希望，寄託在了一個由士大夫、軍閥和資產階級組成的、鬆散的聯盟身上，卻忽視了，甚至壓制了那個真正代表中國未來的新生力量。”

他想起了俄國革命的歷史，想起了那個在二月革命後上臺、卻最終被布爾什維克推翻的臨時政府。他下意識地，將俄國的經驗套用在了遙遠的中國。

“我以爲，我們可以先扶持國民黨左派，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然後再……”他沒有說下去，只是搖了搖頭，“我忘了，無論在哪個國家，無論在哪個時代，軟弱的資產階級，終將背叛革命。”

他站起身，在房間裏踱步。

“當時，我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的鬥爭，正到了最關鍵的時刻。我對中國問題的判斷，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黨內鬥爭的影響。”斯大林第一次，如此坦誠地，剖析着自己當年的心路歷程。

斯大林第一次如此坦誠地剖析着自己當年的心路歷程，“那時，我對中國的瞭解太少了，我所依據的不過是彼得羅夫、米夫……交上來的幾份提綱和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