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章 第117節 （1/4）

這個問題，代表了30年代青年對資本主義的幻滅和對蘇聯模式的某種嚮往。

“詹姆斯，”杜威的表情變得嚴肅起來，“效率，從來不應該成爲犧牲自由的藉口。我承認，蘇聯模式展現了強大的組織力量。但那種以消滅個人、壓制思想爲代價的‘效率’，最終通向的，只會是新的奴役。我們需要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社會的智能’。是通過教育，是通過民主的協商，是通過不斷的實驗與改良，去尋找那條屬於我們自己的道路。這條路或許會更慢，更曲折，但它是唯一一條能通往真正自由與解放的道路。”

緊接着，一位來自巴納德學院（哥大附屬女子學院）的黑人女學生，埃莉諾·格林，也站了起來。

“尊敬的教授，您強調‘讓每個公民獲得平等的權利’。然而，在我們的南方，我們的黑人同胞，卻被‘吉姆·克勞法’剝奪了所有權利。您的‘第三條道路’，如何具體保障少數族裔的實質平等？”

這個問題觸及了美國社會最深刻的傷疤。

杜威沉默了片刻，沉聲說道：“埃莉諾，你說得對。任何一個無視種族平等的社會，都稱不上是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我們所說的‘公共所有’，所說的‘平等權利’，必須、也必然要包含對所有歷史不公的糾正。對黑人同胞權利的保障，不是一個附加題，而是我們這場‘革命’，最根本的前提之一。”

最後，一個來自法學院的、穿着考究的保守派學生，托馬斯·惠特曼，提出了質疑。

“教授，您提出的‘公共所有權’和高額累進稅，在本質上是對私有財產和市場機制的侵蝕。您如何確保，您的‘合作聯邦主義’，不會滑向您所反對的、扼殺個人主動性的蘇俄式計劃經濟的深淵？”

“托馬斯，”杜威笑了，“我所主張的，並非消滅私有財產，而是限制，那些利用私有財產，進行投機和剝削的‘特權’。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鼓勵個人的創造與奮鬥，但絕不應該容忍，少數人利用金融和壟斷的手段，去綁架整個國家的經濟。我們的目的，不是消滅市場，而是建立一個更公平、更受民主監督的市場。”

整個1930年代美國大學校園，生機勃勃卻又混亂不堪，大蕭條摧毀了一切舊有的信念，天幕則爲所有的思想，都提供了來自“未來”的佐證或“判詞”。

校園裏，左翼思潮空前活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這些在過去被視爲“異端”的理論，如今，成了學生社團裏最時髦的話題。

他們熱烈地討論着蘇聯的五年計劃，爭論着“不斷革命論”與“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優劣，甚至有人開始祕密地，學習起了那個來自中國的“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

而另一邊，保守主義與孤立主義的思想，也同樣根深蒂固。許多出身優渥的學生，對羅斯福的“新政”充滿了恐懼，認爲那是通往“赤化”的危險道路。他們信奉自由市場，崇拜亨利·福特，認爲政府的任何干預，都是對個人自由的侵犯。

自由主義，這個美國傳統的精神內核，則在這左右兩股激進思潮的夾擊下，顯得左右爲難，進退失據。

整個美國的大學校園，就像一個巨大的、即將爆炸的思想高壓鍋。充滿了理想、憤怒、迷茫與希望。他們都在以自己的方式，爲這個深陷危機的國家，尋找着出路。

演講結束後，杜威在助手的攙扶下，回到了後臺的休息室。

“先生，您今天的演講，真是太精彩了！”助手激動地說道。

“但光靠演講，是改變不了甚麼的。”杜威疲憊地坐下，搖了搖頭。他知道，自己的“第三黨運動”，在現實政治中，依舊舉步維艱。

就在這時，門被敲響了。

“先生，有位來自中國的客人，想要見您。”

“哦？”杜威有些意外。

門被推開，走進來一個穿着得體的長衫、戴着圓框眼鏡、面容溫文爾雅的男子。

“老師。”來者微微躬身，用一口流利的英語，恭敬地說道。

“適之！”杜威的臉上，露出了驚喜的笑容，“你怎麼來了？”

來者，正是他的得意門生，時任中國駐美大使的——胡式。

第286章：第三道路，胡式的寬容與無恥

師生二人，相對而坐。

胡式，這位新文化運動的旗手，此刻，卻顯得有些憔悴與落寞。

自年中，他拋棄了自己“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誓言，接受了汪兆銘的任命，出任駐美大使以來，他的日子也並非一帆風順。

起初，局面的確一度向好。他憑藉自己在美國學術界的人脈和聲望，以及老師杜威的影響力，爲汪兆銘所代表的“開明派”，打開了一定的局面。

他奔走於美國的各大名校，發表了一場又一場的演講，順便……也爲自己捧回了一個又一個的榮譽博士學位。

在演講中，他向美國人，系統地闡述着他那套精心構建的“寬容哲學”與“中美日同盟”的構想。

他認爲，中國之所以積貧積弱，根源在於文化上的落後。因此，中國不應急於軍事對抗，而應該以一種“寬容”的姿態，去學習，去吸收，最終，讓更先進的文明去“征服中國人的心”，也“征服日本人的心”。

“汪先生的上臺，”他在芝加哥大學的講臺上慷慨陳詞，“將徹底改變中國目前這種被軍閥獨裁和赤色思想所綁架的困境！他將帶領中國，走上一條真正學習美國、親近美國的康莊大道！”

當有激進的學生尖銳地提問：“面對日本在滿洲的暴行，我們爲何還要寬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