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章 第119節 （1/4）

他想起了1927年。

那個溽熱的夏天，寧漢分裂，黨國危殆。在決定常凱申去留的軍事會議上，桂系的白崇禧步步緊逼，當面“逼宮”。

當常凱申以辭職相威脅，將求助的、期盼的目光投向他這位手握黃埔七個師兵力的第一親信時，他選擇了沉默。

他低着頭，一言不發，任由那道絕望的目光在自己身上停留了足足十幾秒，然後黯然移開。

常凱申拂袖而去後，吳稚暉、張靜江等元老還想挽留，是他何應欽，明確表態說：“蔣先生是自己要走的，他走了會好些。”

那句話，他至今記得每一個字。那是他一生中最大膽、也最愚蠢的一句話。

常凱申下野，他與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組成軍事常務委員會，實行集體領導，手握軍權，何等風光！

他指揮部隊取得了龍潭大捷，保衛了南京，聲望達到了頂峯。他以爲自己終於可以擺脫那個人的陰影，成爲真正的掌舵者。

然而，他終究是低估了常凱申。那個看似已經遠渡日本、不問政事的男人，暗地裏卻在用各種手段合縱連橫，瓦解他的權力基礎。

黃埔系的軍官們開始一封接一封地發出“擁蔣復職”的通電，連馮玉祥、閻錫山這些外人都在表態。

他盼來盼去，就是不見何應欽有甚麼動靜。最後，是常凱申派他的老鄉李仲公前來，近乎呵斥地責問：“何應欽爲甚麼他還不發？他打底打的甚麼主意？”

那一刻，他才如夢初醒。他發了電報，但爲時已晚。

常凱申覆職之後，直奔徐州第一軍總指揮部，當着衆將之面，下令免去他第一路軍總指揮職務，改任總司令部參謀長，甚至連他在南京住宅的衛隊都給撤了。

那記耳光，響亮而又屈辱。他在李仲公面前大發牢騷，叫囂着“絕不就職”，但當李仲公冷冷地勸他：“只要他在一天，黃埔軍就是他的，你同他鬥是鬥不贏的。”他一顆心便徹底涼了半截。

那次“入壁奪符”的打擊，讓他徹底認識到了自己與常凱申的差距。他只是一個棋子，一個自以爲能跳出棋盤的棋子，卻最終被棋手輕而易舉地拎了回來，放在了一個更不重要的位置上。

正是吸取了那次慘痛的教訓，面對汪兆銘的拉攏，他最終選擇了放棄。他斷定，汪兆銘此人，比當年的桂系更加靠不住。

他是一個政治上的投機者和理想主義的瘋子，缺乏常凱申那種堅韌不拔的意志和翻雲覆雨的手腕。跟着他，無異於蹈海，下場只會比1927年那次更慘。

事實證明，他的判斷是對的。沒過多久，汪兆銘投日的醜聞便傳開，身敗名裂。何應欽每每想起，都暗自慶幸自己的謹慎，但也爲這份謹慎感到悲哀。

這份謹慎，說好聽了是審時度勢，說難聽了，就是他骨子裏無法根除的軟弱。他終究只是一個優秀的執行者，一個循規蹈矩的文員，他沒有那種打破一切、另起爐竈的決斷和魄力。

如果他有，當年就該帶着黃埔系徹底倒向桂系，而不是玩那套曖昧的把戲；如果他有，或許這次就真的會信了汪兆銘的邪。

可他沒有。

於是，他發現自己被困在了一個無路可走的絕境裏。

向前看，是常凱申永不消散的猜忌。一次不忠，百次不用。即便他此後在中原大戰中爲蔣家王朝立下汗馬功勞，忙到父親去世都未曾奔喪，用近乎愚忠的行動來彌補，也換不來真正的信任。校長今晚用陳誠來敲打他，就是最好的證明。

向後看，是天幕上早已爲他定下的結局。在新中國那裏，他是策劃皖南事變，手上沾滿新四軍將士鮮血的“血債人”，是掛了號的戰犯。那條船，他無論如何也上不去。

向左看，是汪兆明那樣的投機者，那是一條通往萬劫不復的死路。

向右看，是李宗仁、白崇禧和西南那幫地方實力派。與他們再次聯合？那不過是重複1927年的故事，自己最終還是會成爲他們與常凱申博弈的棋子，被利用然後被拋棄。

他何應欽，就像一條被困在乾涸池塘裏的泥鰍。每一條看似可能的出路，都通向死亡。

轎車緩緩停在了何公館的門前。司機爲他打開車門，夜風帶着一絲涼意吹來，讓他混沌的頭腦清醒了幾分。

常凱申那句敲打之後給予的“甜棗”，又在他耳邊清晰地響起：“辭修雖然忠誠，但畢竟年輕，軍中的事務，還需要你這位老大哥，多多幫襯啊。”

他知道，自己已經做出了選擇，一個唯一能讓他在這艘即將沉沒的大船上，體面地活下去的選擇。

他將放棄所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埋葬那顆蠢蠢欲動的野心，老老實實地，去當好他這個“二號人物”，當好那個看似權傾朝野、實則仰人鼻息的軍政部長。

第291章：迷惘與走投無路的一代

1933年的深秋，寒意已然浸透了美利堅的骨髓。空氣中瀰漫着煤煙、廉價雪茄和一種無形的、名爲“大蕭條”的鐵鏽味。

在今年6月份，普林斯頓大學的畢業典禮上，校長哈羅德·多德斯站在高高的講臺上，面對着臺下那一千多張年輕而迷茫的臉龐。

他們穿着嶄新的學士袍，眼中本該閃爍着對未來的期盼，此刻卻像被秋霜打過的草葉，帶着一絲脆弱的黯淡。多德斯清了清嗓子，他的聲音通過麥克風傳遍了整個草坪，帶着一種近乎殘酷的坦誠：